「如果連在台灣教育體制下，一路踩著別人占用社會資源進台大念到畢業的你我，都還選擇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那台灣真的是沒一個能打的。」
最近幾篇「年輕人」系列的文章在網路上不斷流傳，大概只要是二十、三十歲的人都會讀過。引發強烈論戰的是陳文茜的〈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接著是柏克希爾哈薩維的〈年輕人，國家沒對不起你，是你對不起自己〉。這兩篇文章真正有趣之處不只是論述，更是兩位作者出生的年代。戰後嬰兒潮一代的五十五歲的陳文茜滿懷歉意以及人道關懷的角度對著現在二十、三十幾歲的年輕人說：「對不起，你們這輩買不起房子是我們這輩造成的結果。」然後三十歲出頭的柏克希爾哈薩維則對著跟自己同年紀的人說：「奮起吧年輕人，說到底我們就是得不斷努力。」我們幾乎可以想像陳文茜像是個流著淚的媽媽對著兒子說：「都是我的錯，是我沒讓你過好日子！」然後兒子則態度堅定地吼回去：「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要替自己負責！」這麼灑狗血的一場戲碼，難道還不有趣嗎？
多數人從思想的角度來區分這兩篇文章，前者是社會主義、後者是自由主義。陳文茜從世代正義的角度出發，企圖證明高房價是一種「全球經濟大崩壞後，政府無能且失靈的產物」；而柏克希爾哈薩維則從一種美國式的努力論出發，推論「這世界其實很不公平也很公平，因為有太多不公平的優勢存在著，但是很公平的是，只要你爬的上去，你也可以享受這些優勢」。再此之後，陳方隅則以一篇〈羅賓漢悖論：國家到底有沒有對不起年輕人？〉，認為「我們並不處在一個有努力就會有收獲的社會」，將議題從房價徹底拉開，把論述的高度提升到「社會不流動」──而這又回到了傾向社會主義的一方。
關於房價議題，我在去年的〈台北市房價崩盤只是時間問題〉中用一種整合性的方式論述台北市不合理房價中的理性與不理性成因──就各種評估方式來說，台北市的房價都不算合理，但確實有些合乎理性的因素在促發這件事情產生。雖然政府關於稅率、銀行放款額度都有相當多誤判，但要說台北市房價都是邪惡的政府跟貪婪的建商一手促成也不完全合理。換個角度想，1980年代，證券業一片大好的榮景且是今日的房地產業可以相匹敵？而房地產當時經歷十幾年沉浮又有誰關注？如果要用陳文茜跟陳方隅的邏輯來看，那麼當時的股市明顯不合理的高漲似乎也要歸因於政府很邪惡、券商很貪婪；繼續採用這個邏輯來看，現在證券業一片死寂、房地產日正當中，是否表示這二十年間證券業者突然良心悔悟變得一點都不想賺錢、房地產業者則從溫良恭儉讓的善人逐漸劣化成罪人？這顯然完全不合理。用一種道德的觀點來論述一個巨大趨勢的變化，不僅犯了過度簡化的毛病，甚至根本只是在找出氣包。
社會主義V.S.自由主義？
我認為真正重要的議題並不是房價，而是自由主義跟社會主義在政治與經濟上的交戰。因此，我們最先應該理解的是，陳文茜跟柏克希爾哈薩維在基本假設上的差異。
首先，陳文茜、陳方隅與彭明輝等人都站在「個體有力量改變環境」這方，因此他們認為政府跟經濟環境都能透過人的行為得以改變，而這個改變的手段就是「政治」。陳文茜與陳方隅認為，國內政治環境受財團影響過深，政策一面倒向少數早已握有資源的人手中，陳方隅更直言：「每個人，都能夠成為對社會仗義執言、而且付諸行動追求公平制度的羅賓漢」。換言之，最大的問題在於民主政治下的人民必須意識到我們選出來的政府到底幹了哪些勾當，我們最終要追求一個「公平的制度」就能解決現在的問題。
柏克希爾哈薩維本質上反對「人可以改變環境」這個論述。他認為，「年輕人你覺得種種不公平的制度或剝削的現象，就是那些資源多的人，所設下的門檻，你要馬想辦法爬過這些門檻，努力去成為你們所謂的『人生勝利組』，要馬你就乖乖閉嘴當個魯蛇，這才是當今世界真正的運作方式」。簡而言之，對抗這個環境最好的方式就是理解這個世界運作的方式，認清楚限制之後，完全依循這個世界的規則進入贏家圈。
其次，在理解這個最基礎的假設之後，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兩大陣營認為的問題本質、以及企圖對抗的「敵人」是什麼？陳文茜等人預設的假想敵是「權力」，認為貧富不均的主因來自於權力不對等以及用不正當的手段築高社會流動門檻，因此公民唯一的方式就是透過執行參政權對抗既得權益者。柏克希爾哈薩維預設的假想敵則是「人性」，認為資源不均以及自利才是最深刻的動機，而求生慾望同時更是自然法則，你可以對抗得了當下的既得利益者，但即使破壞重來，不過只是創造另一群既得利益者。這兩種論述各自有正確之處，也有不正確之處。我們不妨提出一個更高層次的問題：歷史真正的軌跡是什麼？
「人權」&「自由」
在工業革命發展之前，世界各地的經濟波動都在一個區間震盪。一段時間內富裕了之後，社會階級開始停止流動，接著就是毀滅重來。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每一個王朝大概都只有兩百年的時間？答案很簡單，因為這大約是財富傳承三代到五代的長度。正如柏克希爾哈薩維所言，既得利益者會不斷透過各種手段架高流動障礙，例如優越而昂貴的教育、財產繼承與社會地位繼承等。不論你認為這些手段合理或者不合理、公平或者不公平，「讓自己的下一代過好日子」本身就是所有人類的本能，過去、現在到未來幾乎沒有改變的可能性。我們不難理解所謂的「毀滅重來」，其實就是政治與經濟權力的重新分配。
工業革命爆發性地改變了人類的社會，人類的物質生活從此呈現往上噴發的趨勢。物質的成長直接帶來精神解放，人們渴望自由、渴望從各種具有限制意義的制度中解放，因此「民主」這個非常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制度，便跟著自由經濟迅速擴展到全球。這是一個自由主義的趨勢。回到剛剛的問題，歷史真正的軌跡是什麼？歷史真正的軌跡就是：每個人都能依循自己喜歡的方式過日子，同時仍能維持系統平衡，基本上就是一個「隨心所欲不踰矩」的集體實踐。
那麼既然自由主義是一種反抗約束的追尋，民主政治甚至賦予人民參政權，又為什麼柏克希爾哈薩維會認為「人無法改變環境」？從宏觀的構念看來，再也沒有一種思想比自由主義更相信人的信念可以改變世界；然而，自由主義也強調了，每一個人都有相同的自由權力，沒有人應該影響他人的自由。換言之，你要怎麼想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不一定要照你的方式思考。因此，柏克希爾哈薩維的邏輯便顯得非常完整：「既得利益者架高社會流動門檻也是一種自由，即使任何人可以用更高的權力暫時壓抑之，長期而言仍無法拒絕這股人性的動能。」
自由主義同時也影響了社會主義，我認為目前的社會主義基本上都是一種「自由主義下的社會主義」，現在的社會主義者基本上都是以自由的前提下，強調人性中的「同情」。社會主義者對抗「自由」這個價值的方式，就是提出「人權」這個價值已其抗衡。人權並不是一個僵固的概念，會隨著時間流動而改變(更多相關論述請參考〈因著愛，我們前行──回應關啟文〈同性婚姻是人權嗎？〉〉)。相同的，自由主義者從來就不反對人權，因為人權就是那條「不該影響他人自由」的界線。
這幾篇文章交戰的重點，其實就是「人權範圍」，也就是那條「不影響他人自由的界線」。首先，居住權是不是人權？聯合國認定居住權是一種人權，多數人顯然也認定居住權是一種人權，那麼我們就預設居住權的確是一種人權。然而，「自購房屋」是不是一種權力？從世界各國自有房屋率其實都不如台灣高的情況下，這顯然是一種讓人質疑的論調。就租屋而言，台灣的房租始終占物價指數的兩成，單看台北市的話會稍微高些，但這十年來各地房租也幾乎沒有漲過；換言之，居住權這個議題完全是個假議題。
戰後嬰兒潮世代V.S.後1976世代，台灣的經濟困境。
那什麼才是真正議題？真議題是就業率以及薪資成長性，也就是工作權。
讓我們看看陳文茜所代表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所謂戰後嬰兒潮，成因是戰後人口減少、百廢待舉，人們的生育計畫會變得非常積極樂觀；也就是說，經濟開始爆發性轉強的時候，人們對於未來的樂觀態度就會很自然地反映在生育率上。台灣這群出生於四、五零年代的戰後嬰兒潮世代，二十、三十歲的時候正值1980年代經濟大爆發的時期，所謂「台灣錢淹腳目」。但這種從貧窮開始邁向富裕的經濟大爆發並不是一種循環性的現象，以現代國家而言，每個國家幾乎就只有一次機會、只有一、兩個世代的人能享受這份異常豐美的饗宴。
我們再看看由柏克希爾哈薩維所代表的1976年嬰兒潮世代。台灣這群出生於七、八零年代的「後1976世代」的誕生，與戰後嬰兒潮世代正值豐收期有極大關聯。「戰後嬰兒潮世代」其實就是「後1976世代」的父母輩，當他們開始發現物質生活的富裕足以讓他們多生幾個小孩子的時候，便造就了人口超過三百萬的後1976世代；而這群人口龐大的後1976世代，從小到大幾乎過著比父母輩強上數倍的物質生活，其強大的消費力正是接下來八、九零年代內需成長的主要動能。但後1976世代終究會長大、終究會從完全的資源消費者轉變成勞動力。
這段時間恰逢民主改革，也是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時期。當時的教育政策大幅度轉向，大幅降低大學門檻，並且鼓勵延長受教育的時期，十年之間，每年入學的大學生數量成長五成、碩士生與博士生則幾乎翻倍(請參考〈台灣教育商品化或教育服務化？〉)。這群人口龐大的後1976世代出社會的時間比過去大幅遞延將近三年甚至五年以上，因此幾乎是以金融海嘯的2008年為界線，釋出大量就業人口。同時間，台灣經濟也開始停滯了下來。在工作機會需求減少、求職人口增加的時候，就業市場非常快速地變成買方市場，也就形成了目前看到的工資不漲、失業率攀高的情形。至於像陳方隅大力抨擊的派遣工現象，其實並不光是台灣獨有，在日本也相當嚴重。這個現象基本上一樣容易發生在買方市場，同時政府對雇用、解雇、最低薪資等限制越多時，就越容易促使企業聘僱派遣工與臨時工。當我們企圖在買方市場下設限以保護勞工，卻完全無視最基本的供需原則時，這些限制就會把原本的低工資問題轉變成派遣工問題。一個標準的大禹治水的例子。以為拉高堤防(政策限制)就能解決一地的水患(低工資)，卻反而使大水蔓延到另一地(派遣工)。
那麼，真正的問題就出在台灣經濟為什麼會停滯。請容我以簡單的譬喻解釋台灣經濟停滯現象。經濟表現就像是考試分數，考完了之後要排名次，名次比分數來得更加重要。台灣過去就像是從40、50分的學生，成績突飛猛進飆上80分，同時名次也大幅拉高到20名左右。但也就像是考試一樣，每個人都有其天賦帶來的極限，有些人是95分、有些人是80分、有些人是60分，而台灣的極限看起來就是80分，因此再怎麼努力也爬不上去。要解決這個難題只有一個方式，就是徹底改變思考的方式，才有辦法從既有的80分再拉高到90分，但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能作到的人本來就很少。台灣過去經濟爆發的主因是什麼？說穿了就是：大政府計劃經濟以及便宜勤奮的勞動力。當台灣走向民主政治之後，再也沒有真正的大政府；當台灣人均GDP高於一萬美金/年的時候，也不再有便宜的勞動力。台灣人勤奮，只有這點始終不變。台灣的天賦嚴格說來其實並不出色，沒有豐沛的自然資源與廣大的土地，更缺少哲學、科學與美學等人文基底。
1990年代的台灣政府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政府大力補助大學教育，希望透過教育構築人的素養。「教育」這個概念是對的，但是台灣人太相信「學校教育」就可以讓一個人從此具有人文素養，這是錯的。2000年以後，台灣人太執著於高等學歷，當時的政府甚至以為只要大開大學就能提高人民素質促使產業轉型，但這個世界的真相是：當你把一件複雜的事情想得太過簡單的時候，最後就會被自我的無知吞噬。
躋身發展國家之林的新加坡之所以維持集權政府模式，是因為知道自己也沒什麼太強的天賦，深知「小國的物質跟精神資源都太貧弱，只要分散能量一定走向自我滅亡」；於是在政治上集權、經濟上自由，用兩套最有效率的方式持續猛追歐美。台灣呢？台灣在政治上拒絕授予政府更大的權力(國民租稅負擔率由90年代時的21%降到目前的12%)、在經濟上卻又要求政府對企業加倍設限，完全走反方向。這沒有對或者錯，只是一種選擇，他們早晚都得面對更嚴重的社會階級對立，我們只是走上我們認為正確的道路。我們既然選擇了一條人民必須得更有智慧才能不淪為多頭馬車的艱困道路，人民就必須更積極、更理性才能減少效率的損失。民主是不能回頭的選擇，但眼前只會有一條窄路通向真正的民主，其他千萬條岔路都通往民粹。
當政府不再能夠強力主導產業發展時，企業主的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以及管理能力便成為一個國家成長的最大關鍵(請參考〈人民當家二十年，台灣人是好老闆嗎？〉)，例如美國或者日本等超級強國都是如此。但可惜台灣人的創業家精神看起來是到此為止，經濟發展當然也就到此為止。
戰後嬰兒潮世代V.S.後1976世代，誰該道歉？
雖然我真心覺得台灣嬰兒潮世代前後的企業家真的是沒有什麼創業家精神可言，但我實在也無法像某些人一樣把這些人批評到一文不值。想想看這些人過去創業的時候的確採取能充分運用當時優勢的策略，他們以此獲得空前成功同時改善了台灣整體經濟環境；二十年之後環境改變後，我們卻要求他們還要從管理「勞力」的思維轉型成管理「知識」的思維，這未免也太強人所難。當然，任何人都可以說這群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企業家占住了資源卻不會運用，但事實上我們卻看到全世界到處都有新創公司以「知識管理」的模式爆發崛起，完全體現了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遠遠強過資本」的現象──而這些公司的創業家也不過與1976後嬰兒潮世代同年紀。換個角度思考，假設台灣後1976世代大多人都認為目前台灣企業的管理能力實在太差，這反而是個非常好的創業機會不是嗎？
身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同意陳文茜所說的，我們應該要推動更多改革，促使政府與企業成為更具有效率的組織；我也同意陳方隅所說的，我們應該建立更好的制度，讓整個社會系統轉型為更能長久發展的模式。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把「負責」看得比什麼都來得更重要，違法的人本來就該受到懲處，我一點也不想替這些人說話。但相對地，我也要用柏克希爾哈薩維的概念反過來挑戰兩位：即使我們替換或者推翻了這些自利的混帳、即使我們建立了看似更能有效監督的制度，我們真的能確信我們建立的新系統不會再次自我衍生出一群採用全新怠惰或者貪瀆手段的混帳嗎？甚至是，我們真的戰勝得了這股「想給自己後代更多資源」的自利人性嗎？
許多人的憤怒與自責都來自於沒辦法把人為現象當作是自然現象，太過相信我們可以控制群眾的原始人性，好讓自己得到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控制感，但這很可能只是一種集體的自我意識過剩。即使人類的集體意識真的會因為理性而產生改變，但我們是否應該相信那些更原始的關乎生存與維護自我基因的動機會大規模地從人類這個物種身上消失？如同我在同志婚姻議題上認同我們在政治上應該要通過同志婚姻，但我並不認為任何形式的歧視會因此減弱消失──即使一個國家的人民素質確實提高，但最多也僅只是減弱這些現象。
我們面對的並非單純只是制度，我們面對的是一種「現象」，如狂風如驟雨如暴雪如熾旱，無可抵禦無可脫逃。人性就是一種現象，並不是一個人或者一群人頂罪作為替身娃娃就可以解決的事情。今天我們能踢走一群貪官一群奸商，卻踢不走「自利」──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長期而言我當然也認為提高道德基準才是能徹底改善問題的方式，但如果無視人性本質、文化特徵就只是想用群眾的力量硬幹，那只能說我們又朝民粹跨出一大步。
「如果連在台灣教育體制下，一路踩著別人占用社會資源進台大念到畢業的你我，都還選擇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那台灣真的是沒一個能打的。」這是我一位大學同學在2005年寫下的文字，現今看來居然如同一則精準的預言。將近十年之間，越來越多年輕人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彷彿自己活在最苦難的時代、只能抱殘守缺緊緊抓地生活中唯有的小確幸，但我實在不懂為什麼我們這輩的人現在就放棄希望。任何好時代跟壞時代中都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我們並不出生在最糟糕的時空，卻已經用失敗者的身姿定義自己，這豈不是一種自我暗示？陳方隅認為，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只要努力就會成功的時代。我完全同意這句話，因為現在已經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只有更高的創造力與智力才是最後贏家，沒有人能依靠瞎忙得到成功。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還是看到許多確實具有真才實料的年輕世代勇於創業，而我也相信二十年後這些創業家們會證明，艱困的時代下仍能栽種出沙漠之花。
親愛的嬰兒潮世代，我們感謝你們給與的庇蔭以及困挫，請別把我們當作是長不大的脆弱嬰兒或者命中註定的失敗者，我們真的不需要你們道歉。如同你們父母那輩不需要解決你們的困境，這世界上也從來沒有誰能真正解決其他人的困境。你們的成敗都將隨著時代化為歷史，我們的時代才剛要開始。親愛的嬰兒潮世代，請祝福，但切莫道歉。
原文網址:http://readandanalyse.blogspot.tw/2014/02/blog-post_25.html?m=1
最近幾篇「年輕人」系列的文章在網路上不斷流傳，大概只要是二十、三十歲的人都會讀過。引發強烈論戰的是陳文茜的〈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接著是柏克希爾哈薩維的〈年輕人，國家沒對不起你，是你對不起自己〉。這兩篇文章真正有趣之處不只是論述，更是兩位作者出生的年代。戰後嬰兒潮一代的五十五歲的陳文茜滿懷歉意以及人道關懷的角度對著現在二十、三十幾歲的年輕人說：「對不起，你們這輩買不起房子是我們這輩造成的結果。」然後三十歲出頭的柏克希爾哈薩維則對著跟自己同年紀的人說：「奮起吧年輕人，說到底我們就是得不斷努力。」我們幾乎可以想像陳文茜像是個流著淚的媽媽對著兒子說：「都是我的錯，是我沒讓你過好日子！」然後兒子則態度堅定地吼回去：「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要替自己負責！」這麼灑狗血的一場戲碼，難道還不有趣嗎？
多數人從思想的角度來區分這兩篇文章，前者是社會主義、後者是自由主義。陳文茜從世代正義的角度出發，企圖證明高房價是一種「全球經濟大崩壞後，政府無能且失靈的產物」；而柏克希爾哈薩維則從一種美國式的努力論出發，推論「這世界其實很不公平也很公平，因為有太多不公平的優勢存在著，但是很公平的是，只要你爬的上去，你也可以享受這些優勢」。再此之後，陳方隅則以一篇〈羅賓漢悖論：國家到底有沒有對不起年輕人？〉，認為「我們並不處在一個有努力就會有收獲的社會」，將議題從房價徹底拉開，把論述的高度提升到「社會不流動」──而這又回到了傾向社會主義的一方。
關於房價議題，我在去年的〈台北市房價崩盤只是時間問題〉中用一種整合性的方式論述台北市不合理房價中的理性與不理性成因──就各種評估方式來說，台北市的房價都不算合理，但確實有些合乎理性的因素在促發這件事情產生。雖然政府關於稅率、銀行放款額度都有相當多誤判，但要說台北市房價都是邪惡的政府跟貪婪的建商一手促成也不完全合理。換個角度想，1980年代，證券業一片大好的榮景且是今日的房地產業可以相匹敵？而房地產當時經歷十幾年沉浮又有誰關注？如果要用陳文茜跟陳方隅的邏輯來看，那麼當時的股市明顯不合理的高漲似乎也要歸因於政府很邪惡、券商很貪婪；繼續採用這個邏輯來看，現在證券業一片死寂、房地產日正當中，是否表示這二十年間證券業者突然良心悔悟變得一點都不想賺錢、房地產業者則從溫良恭儉讓的善人逐漸劣化成罪人？這顯然完全不合理。用一種道德的觀點來論述一個巨大趨勢的變化，不僅犯了過度簡化的毛病，甚至根本只是在找出氣包。
社會主義V.S.自由主義？
我認為真正重要的議題並不是房價，而是自由主義跟社會主義在政治與經濟上的交戰。因此，我們最先應該理解的是，陳文茜跟柏克希爾哈薩維在基本假設上的差異。
首先，陳文茜、陳方隅與彭明輝等人都站在「個體有力量改變環境」這方，因此他們認為政府跟經濟環境都能透過人的行為得以改變，而這個改變的手段就是「政治」。陳文茜與陳方隅認為，國內政治環境受財團影響過深，政策一面倒向少數早已握有資源的人手中，陳方隅更直言：「每個人，都能夠成為對社會仗義執言、而且付諸行動追求公平制度的羅賓漢」。換言之，最大的問題在於民主政治下的人民必須意識到我們選出來的政府到底幹了哪些勾當，我們最終要追求一個「公平的制度」就能解決現在的問題。
柏克希爾哈薩維本質上反對「人可以改變環境」這個論述。他認為，「年輕人你覺得種種不公平的制度或剝削的現象，就是那些資源多的人，所設下的門檻，你要馬想辦法爬過這些門檻，努力去成為你們所謂的『人生勝利組』，要馬你就乖乖閉嘴當個魯蛇，這才是當今世界真正的運作方式」。簡而言之，對抗這個環境最好的方式就是理解這個世界運作的方式，認清楚限制之後，完全依循這個世界的規則進入贏家圈。
其次，在理解這個最基礎的假設之後，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兩大陣營認為的問題本質、以及企圖對抗的「敵人」是什麼？陳文茜等人預設的假想敵是「權力」，認為貧富不均的主因來自於權力不對等以及用不正當的手段築高社會流動門檻，因此公民唯一的方式就是透過執行參政權對抗既得權益者。柏克希爾哈薩維預設的假想敵則是「人性」，認為資源不均以及自利才是最深刻的動機，而求生慾望同時更是自然法則，你可以對抗得了當下的既得利益者，但即使破壞重來，不過只是創造另一群既得利益者。這兩種論述各自有正確之處，也有不正確之處。我們不妨提出一個更高層次的問題：歷史真正的軌跡是什麼？
「人權」&「自由」
在工業革命發展之前，世界各地的經濟波動都在一個區間震盪。一段時間內富裕了之後，社會階級開始停止流動，接著就是毀滅重來。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每一個王朝大概都只有兩百年的時間？答案很簡單，因為這大約是財富傳承三代到五代的長度。正如柏克希爾哈薩維所言，既得利益者會不斷透過各種手段架高流動障礙，例如優越而昂貴的教育、財產繼承與社會地位繼承等。不論你認為這些手段合理或者不合理、公平或者不公平，「讓自己的下一代過好日子」本身就是所有人類的本能，過去、現在到未來幾乎沒有改變的可能性。我們不難理解所謂的「毀滅重來」，其實就是政治與經濟權力的重新分配。
工業革命爆發性地改變了人類的社會，人類的物質生活從此呈現往上噴發的趨勢。物質的成長直接帶來精神解放，人們渴望自由、渴望從各種具有限制意義的制度中解放，因此「民主」這個非常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制度，便跟著自由經濟迅速擴展到全球。這是一個自由主義的趨勢。回到剛剛的問題，歷史真正的軌跡是什麼？歷史真正的軌跡就是：每個人都能依循自己喜歡的方式過日子，同時仍能維持系統平衡，基本上就是一個「隨心所欲不踰矩」的集體實踐。
那麼既然自由主義是一種反抗約束的追尋，民主政治甚至賦予人民參政權，又為什麼柏克希爾哈薩維會認為「人無法改變環境」？從宏觀的構念看來，再也沒有一種思想比自由主義更相信人的信念可以改變世界；然而，自由主義也強調了，每一個人都有相同的自由權力，沒有人應該影響他人的自由。換言之，你要怎麼想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不一定要照你的方式思考。因此，柏克希爾哈薩維的邏輯便顯得非常完整：「既得利益者架高社會流動門檻也是一種自由，即使任何人可以用更高的權力暫時壓抑之，長期而言仍無法拒絕這股人性的動能。」
自由主義同時也影響了社會主義，我認為目前的社會主義基本上都是一種「自由主義下的社會主義」，現在的社會主義者基本上都是以自由的前提下，強調人性中的「同情」。社會主義者對抗「自由」這個價值的方式，就是提出「人權」這個價值已其抗衡。人權並不是一個僵固的概念，會隨著時間流動而改變(更多相關論述請參考〈因著愛，我們前行──回應關啟文〈同性婚姻是人權嗎？〉〉)。相同的，自由主義者從來就不反對人權，因為人權就是那條「不該影響他人自由」的界線。
這幾篇文章交戰的重點，其實就是「人權範圍」，也就是那條「不影響他人自由的界線」。首先，居住權是不是人權？聯合國認定居住權是一種人權，多數人顯然也認定居住權是一種人權，那麼我們就預設居住權的確是一種人權。然而，「自購房屋」是不是一種權力？從世界各國自有房屋率其實都不如台灣高的情況下，這顯然是一種讓人質疑的論調。就租屋而言，台灣的房租始終占物價指數的兩成，單看台北市的話會稍微高些，但這十年來各地房租也幾乎沒有漲過；換言之，居住權這個議題完全是個假議題。
戰後嬰兒潮世代V.S.後1976世代，台灣的經濟困境。
那什麼才是真正議題？真議題是就業率以及薪資成長性，也就是工作權。
讓我們看看陳文茜所代表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所謂戰後嬰兒潮，成因是戰後人口減少、百廢待舉，人們的生育計畫會變得非常積極樂觀；也就是說，經濟開始爆發性轉強的時候，人們對於未來的樂觀態度就會很自然地反映在生育率上。台灣這群出生於四、五零年代的戰後嬰兒潮世代，二十、三十歲的時候正值1980年代經濟大爆發的時期，所謂「台灣錢淹腳目」。但這種從貧窮開始邁向富裕的經濟大爆發並不是一種循環性的現象，以現代國家而言，每個國家幾乎就只有一次機會、只有一、兩個世代的人能享受這份異常豐美的饗宴。
我們再看看由柏克希爾哈薩維所代表的1976年嬰兒潮世代。台灣這群出生於七、八零年代的「後1976世代」的誕生，與戰後嬰兒潮世代正值豐收期有極大關聯。「戰後嬰兒潮世代」其實就是「後1976世代」的父母輩，當他們開始發現物質生活的富裕足以讓他們多生幾個小孩子的時候，便造就了人口超過三百萬的後1976世代；而這群人口龐大的後1976世代，從小到大幾乎過著比父母輩強上數倍的物質生活，其強大的消費力正是接下來八、九零年代內需成長的主要動能。但後1976世代終究會長大、終究會從完全的資源消費者轉變成勞動力。
這段時間恰逢民主改革，也是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時期。當時的教育政策大幅度轉向，大幅降低大學門檻，並且鼓勵延長受教育的時期，十年之間，每年入學的大學生數量成長五成、碩士生與博士生則幾乎翻倍(請參考〈台灣教育商品化或教育服務化？〉)。這群人口龐大的後1976世代出社會的時間比過去大幅遞延將近三年甚至五年以上，因此幾乎是以金融海嘯的2008年為界線，釋出大量就業人口。同時間，台灣經濟也開始停滯了下來。在工作機會需求減少、求職人口增加的時候，就業市場非常快速地變成買方市場，也就形成了目前看到的工資不漲、失業率攀高的情形。至於像陳方隅大力抨擊的派遣工現象，其實並不光是台灣獨有，在日本也相當嚴重。這個現象基本上一樣容易發生在買方市場，同時政府對雇用、解雇、最低薪資等限制越多時，就越容易促使企業聘僱派遣工與臨時工。當我們企圖在買方市場下設限以保護勞工，卻完全無視最基本的供需原則時，這些限制就會把原本的低工資問題轉變成派遣工問題。一個標準的大禹治水的例子。以為拉高堤防(政策限制)就能解決一地的水患(低工資)，卻反而使大水蔓延到另一地(派遣工)。
那麼，真正的問題就出在台灣經濟為什麼會停滯。請容我以簡單的譬喻解釋台灣經濟停滯現象。經濟表現就像是考試分數，考完了之後要排名次，名次比分數來得更加重要。台灣過去就像是從40、50分的學生，成績突飛猛進飆上80分，同時名次也大幅拉高到20名左右。但也就像是考試一樣，每個人都有其天賦帶來的極限，有些人是95分、有些人是80分、有些人是60分，而台灣的極限看起來就是80分，因此再怎麼努力也爬不上去。要解決這個難題只有一個方式，就是徹底改變思考的方式，才有辦法從既有的80分再拉高到90分，但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能作到的人本來就很少。台灣過去經濟爆發的主因是什麼？說穿了就是：大政府計劃經濟以及便宜勤奮的勞動力。當台灣走向民主政治之後，再也沒有真正的大政府；當台灣人均GDP高於一萬美金/年的時候，也不再有便宜的勞動力。台灣人勤奮，只有這點始終不變。台灣的天賦嚴格說來其實並不出色，沒有豐沛的自然資源與廣大的土地，更缺少哲學、科學與美學等人文基底。
1990年代的台灣政府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政府大力補助大學教育，希望透過教育構築人的素養。「教育」這個概念是對的，但是台灣人太相信「學校教育」就可以讓一個人從此具有人文素養，這是錯的。2000年以後，台灣人太執著於高等學歷，當時的政府甚至以為只要大開大學就能提高人民素質促使產業轉型，但這個世界的真相是：當你把一件複雜的事情想得太過簡單的時候，最後就會被自我的無知吞噬。
躋身發展國家之林的新加坡之所以維持集權政府模式，是因為知道自己也沒什麼太強的天賦，深知「小國的物質跟精神資源都太貧弱，只要分散能量一定走向自我滅亡」；於是在政治上集權、經濟上自由，用兩套最有效率的方式持續猛追歐美。台灣呢？台灣在政治上拒絕授予政府更大的權力(國民租稅負擔率由90年代時的21%降到目前的12%)、在經濟上卻又要求政府對企業加倍設限，完全走反方向。這沒有對或者錯，只是一種選擇，他們早晚都得面對更嚴重的社會階級對立，我們只是走上我們認為正確的道路。我們既然選擇了一條人民必須得更有智慧才能不淪為多頭馬車的艱困道路，人民就必須更積極、更理性才能減少效率的損失。民主是不能回頭的選擇，但眼前只會有一條窄路通向真正的民主，其他千萬條岔路都通往民粹。
當政府不再能夠強力主導產業發展時，企業主的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以及管理能力便成為一個國家成長的最大關鍵(請參考〈人民當家二十年，台灣人是好老闆嗎？〉)，例如美國或者日本等超級強國都是如此。但可惜台灣人的創業家精神看起來是到此為止，經濟發展當然也就到此為止。
戰後嬰兒潮世代V.S.後1976世代，誰該道歉？
雖然我真心覺得台灣嬰兒潮世代前後的企業家真的是沒有什麼創業家精神可言，但我實在也無法像某些人一樣把這些人批評到一文不值。想想看這些人過去創業的時候的確採取能充分運用當時優勢的策略，他們以此獲得空前成功同時改善了台灣整體經濟環境；二十年之後環境改變後，我們卻要求他們還要從管理「勞力」的思維轉型成管理「知識」的思維，這未免也太強人所難。當然，任何人都可以說這群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企業家占住了資源卻不會運用，但事實上我們卻看到全世界到處都有新創公司以「知識管理」的模式爆發崛起，完全體現了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遠遠強過資本」的現象──而這些公司的創業家也不過與1976後嬰兒潮世代同年紀。換個角度思考，假設台灣後1976世代大多人都認為目前台灣企業的管理能力實在太差，這反而是個非常好的創業機會不是嗎？
身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同意陳文茜所說的，我們應該要推動更多改革，促使政府與企業成為更具有效率的組織；我也同意陳方隅所說的，我們應該建立更好的制度，讓整個社會系統轉型為更能長久發展的模式。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把「負責」看得比什麼都來得更重要，違法的人本來就該受到懲處，我一點也不想替這些人說話。但相對地，我也要用柏克希爾哈薩維的概念反過來挑戰兩位：即使我們替換或者推翻了這些自利的混帳、即使我們建立了看似更能有效監督的制度，我們真的能確信我們建立的新系統不會再次自我衍生出一群採用全新怠惰或者貪瀆手段的混帳嗎？甚至是，我們真的戰勝得了這股「想給自己後代更多資源」的自利人性嗎？
許多人的憤怒與自責都來自於沒辦法把人為現象當作是自然現象，太過相信我們可以控制群眾的原始人性，好讓自己得到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控制感，但這很可能只是一種集體的自我意識過剩。即使人類的集體意識真的會因為理性而產生改變，但我們是否應該相信那些更原始的關乎生存與維護自我基因的動機會大規模地從人類這個物種身上消失？如同我在同志婚姻議題上認同我們在政治上應該要通過同志婚姻，但我並不認為任何形式的歧視會因此減弱消失──即使一個國家的人民素質確實提高，但最多也僅只是減弱這些現象。
我們面對的並非單純只是制度，我們面對的是一種「現象」，如狂風如驟雨如暴雪如熾旱，無可抵禦無可脫逃。人性就是一種現象，並不是一個人或者一群人頂罪作為替身娃娃就可以解決的事情。今天我們能踢走一群貪官一群奸商，卻踢不走「自利」──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長期而言我當然也認為提高道德基準才是能徹底改善問題的方式，但如果無視人性本質、文化特徵就只是想用群眾的力量硬幹，那只能說我們又朝民粹跨出一大步。
「如果連在台灣教育體制下，一路踩著別人占用社會資源進台大念到畢業的你我，都還選擇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那台灣真的是沒一個能打的。」這是我一位大學同學在2005年寫下的文字，現今看來居然如同一則精準的預言。將近十年之間，越來越多年輕人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彷彿自己活在最苦難的時代、只能抱殘守缺緊緊抓地生活中唯有的小確幸，但我實在不懂為什麼我們這輩的人現在就放棄希望。任何好時代跟壞時代中都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我們並不出生在最糟糕的時空，卻已經用失敗者的身姿定義自己，這豈不是一種自我暗示？陳方隅認為，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只要努力就會成功的時代。我完全同意這句話，因為現在已經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只有更高的創造力與智力才是最後贏家，沒有人能依靠瞎忙得到成功。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還是看到許多確實具有真才實料的年輕世代勇於創業，而我也相信二十年後這些創業家們會證明，艱困的時代下仍能栽種出沙漠之花。
親愛的嬰兒潮世代，我們感謝你們給與的庇蔭以及困挫，請別把我們當作是長不大的脆弱嬰兒或者命中註定的失敗者，我們真的不需要你們道歉。如同你們父母那輩不需要解決你們的困境，這世界上也從來沒有誰能真正解決其他人的困境。你們的成敗都將隨著時代化為歷史，我們的時代才剛要開始。親愛的嬰兒潮世代，請祝福，但切莫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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