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殺了台灣科學研究？

【李柏鋒／財經部落客】

1970年代，美國有一位教授對黃石國家公園溫泉裡面的細菌感到很好奇，畢竟能耐這麼高溫的生物並不多見，或許有一些特殊的機制值得一探究竟。於是有兩位學生展開了研究，並成功從Thermus aquaticus 這種嗜熱菌中分離出一種酵素，特別的地方在於這種酵素能夠合成DNA。這個研究的成果在1976年發表在期刊上，當時並沒有太受到科學界的重視，而其中一位學生，就是現在陽明大學的錢嘉韻教授。

直到10年後，才由另一位叫做Kary B. Mullis的科學家想到，可以使用這種酵素，在實驗室中大量複製特定的DNA片段。自從掌握了這個叫做PCR（聚合酶連鎖反應）的技術，人類的生物科技邁向了另一個階段。

如果沒有辦法大量複製DNA，就難以取得DNA的序列，沒有DNA的序列，就無法透過比對而找出疾病、鑑定嫌犯、推論生物的演化。而Mullis則在1993年獲頒諾貝爾化學獎，如今無論是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或醫學領域的研究，都少不了PCR的技術，而這個技術創造的商業價值更是無法計數。

回過頭來看看，如果台灣有一個教授，只因為他的好奇，說要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溫泉的細菌，而這個計畫也通過同儕的審核，最後送到立法院之後，經費會不會被刪掉？立法委員可能會問：「教授你研究這個做什麼？」而教授要不就誠實回答：「我很好奇！」要不就掰一堆理由：「這些細菌可能可以製造抗癌藥物！」

畢竟，我們的環境不容許失敗，也無法忍受浪費，所以怎麼可能只是讓你去滿足好奇心？然而，如果熟知科學史的人，應該都看過無數的故事，知道很多研究在沒有成果之前，沒有人能事前就知道會有什麼重大發現。

但是我們台灣的科學研究環境，真的支持科學家們去做一些不知道能產生什麼運用價值的研究嗎？如果不願意支持，那我們不就只能老是等著別的國家的科學家冒險砸錢，經過無數次的失敗之後獲得了重大成果，然後我們才跟在他們屁股後面，做一些讓新發現更廣泛應用的研究。如果這是我們的決定，那台灣就真的很難有機會出現諾貝爾獎得主了。

不過這似乎是我們最新成立的科技部打算走的方向。首任部長張善政在揭牌典禮上說，未來科技部鼓勵學界在研究上以需求導向（demand-pull）取代科技導向（technology-push），要把科學研究有限的經費花在刀口上，研究必須入世，要去想能夠用到哪裡去，對產業有所幫助，至少要有五成的把握，不要只是做好玩的。其實這就是很典型的代工思維：別人創新成功後，我跟著靠低成本量產。

這番話著實讓我聽完之後一身冷汗。科學研究，跟大學的實驗課完全不同，不是照著步驟做就幾乎確定能有預期中的結果出現。科學研究的確很花錢，是一種對未來的投資，凡是投資必然有風險，不願意承擔損失，就只能去做那些跟別人一樣的保守研究，像是別人用鮭魚做研究，那台灣就改用虱目魚如法炮製。

科學的開創，需要的是充足的想像力、開放自由的發揮空間。但是看看台灣的科學家，面臨的處境是什麼？少子化之後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教職工作的失業危機、被論文篇數和點數追著跑而只能做一堆小研究的業績壓力，以及現在還被要求研究要能運用在產業上，連國家經濟的興衰都得扛起來的緊箍咒。

我博士班的一個學長，剛在美國拿到一家大企業的研究贊助，而研究主題與該企業的產業毫無關係，只是認為企業有社會責任支持基礎科學研究。而台灣的企業財團，沒有贊助科學研究的習慣也就算了，中央政府的科技部卻反而還要求學術界的研究應該為產業服務。這樣看來，在台灣應該是當一個企業家真的是幸福無比，而聰明人可千萬別想不開去當一個科學家。

無獨有偶，我們的勞動部一成立就不理勞工而變成老闆部，而科技部也是一成立就無視科學研究者的需求，反而好像是經建會的借屍還魂，結果我們國科會熄燈了，「科技部」在確立需求導向之後，也成了「科技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