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16日,由日本帝國美術院主辦的美術展覽會,在東京上野公園內拉開序幕。這一年的會場中,出現了一幅名為「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的畫作。畫家的名字,叫做「陳澄波」。
他是第一位以畫家身分,進入帝國美術展的台灣人。
從1919年開始,這個被稱為「帝展」的活動,一直日本最重要的官方展覽會。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7年的「文部省美術展覽會」(又稱「文展」)。
在文展和帝展中,擔任審查委員的,都是日本國內極具權威的學者與批評家;能夠入選的,當然也都是最傑出的作品。年輕藝術家,若能登上帝展的舞台,等於魚躍龍門,在藝壇奠定了一席之地。
當然,這種位於帝國中心的展覽會,過去幾乎是由日本人所獨佔。就連一般的日本藝術家,要入選帝展都已經非常不容易了,身為被殖民者的台灣人,想要跨越門檻,登堂入室,自然更是難上加難。
但陳澄波卻出乎眾人意料,以他過人的才華,打進了日本帝國的藝術殿堂。
1895年出生在嘉義的陳澄波,那一年已經31歲,算不上太年輕了。可是他的畫家生涯才剛剛開始。當時在台灣,美術教育的資源十分貧乏,陳澄波雖然早對繪畫有興趣,但始終沒有機會接受訓練。
17歲那年,他考上台北國語學校公學師範科,北上讀書。幾年後畢業,又回到故鄉任教,就這樣在嘉義度過了7年歲月。
在快要30歲的時候,陳澄波的人生終於出現了重要的轉變。他離開了台灣,遠赴日本的東京美術學校就讀。
陳澄波在東京留學的日子非常簡單,一來他必須省吃儉用,二來他幾乎把大部分的心力都花在學習上,就算是假日也絕少娛樂。多數時間,他就是到郊外,或是在上野公園之內練習寫生。
30歲的陳澄波,比起同班同學們,年紀已經大上一截。而他台灣人的身分,更是要引人側目。當時就讀於東京美術學校的台灣人,少之又少。日本人對於這 個殖民地的想像、誤解,還有歧視,全都反映在陳澄波的身上。陳澄波好友回憶,當時有些日本同學喜歡詢問他們會不會用筷子、是否習慣吃米飯,彷彿台灣是一個 風俗習慣與日本完全相異的地方。更有些人認為所有來自台灣的,全都屬於高砂族(原住民),無法想像台灣竟然還有不同族群的居民。無論如何,對於這個來自南 方,皮膚黝黑的台灣人,多數同學並沒有放在眼中。
可是1926年,「帝展」的入選名單一公布,立刻改變了這一切。那一年的參賽作品共計2,283件,最後只有154件得以展出,而陳澄波的畫作,赫然名列其中。
進入帝展的陳澄波,開始獲到眾人的另眼相看,就連稱呼都隨之改變。從那一刻,同學們不再叫他「陳君」,而改稱他為「先生」。當時的日本新聞報紙,也紛紛刊出了陳澄波的訪談。照片中,他笑的非常燦爛。
如果說「帝展」是藝術界的甲子園,那麼陳澄波大概就是畫家版的嘉農棒球隊吧。吧。
1926年的帝展,只是陳澄波嶄露頭角的開始。隔一年的帝展,陳澄波再次以「夏日街頭(街頭の夏気分)」入圍。接下來,在1929年和1934年, 陳澄波的作品,也陸續受到帝展審查委員的青睞。甚至在1933年,他的一幅畫作「清流」,還曾經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參加芝加哥世界博覽會。
陳澄波的成功,鼓舞了許多當時台灣畫家。同時和他遠赴日本習藝的其他台灣人,比如廖繼春,也陸陸續續有機會進入「帝展」的行列。
1933年,陳澄波終於回到了台灣。此前,他還曾居旅居上海4年,在該地的新華一專與昌明藝苑任教。過去陳澄波在日本受到的訓練,是以西洋畫為主,這回到中國去,他把握機會更近距離的研究中國繪畫的傳統。
回台之後,為了推廣台灣的藝術教育,陳澄波和一群朋友共同創立了「台陽美術協會」,並且每年定期舉辦展覽。這個協會,也成為日本時代台灣民間最重要的美術組織。
當時日本政府,已經按照「帝展」的模式,在殖民地分別舉辦「鮮展」(朝鮮美術展覽會)和「台展」(台灣美術展覽會)。儘管如此,「台陽美術協會」在 眾人合作下,還是找到了發展的空間,成為規模最大的民間展覽,和官方「台展」分庭抗禮。身為「台陽美術協會」一員的陳澄波,自然也在其中發揮了許多作用。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台灣「光復」,回歸「祖國」。陳澄波雖然不是積極的抗日份子,但對於這個改變仍是充滿期待。他想要延續一直以來的心願,把台灣建設成一個充滿藝術文化的寶島。
只是,這位在日本時代意氣風發的台灣畫家,還來不及在祖國的懷抱中展開理想,就要消失在台灣人的記憶中。
1947年2月28號,台北市專賣局的外頭,聚集了大批民眾。前一天,台北市的警員因為查緝私煙,引發警民之間衝突,最後竟導致民眾一死一傷。群情 激憤的民眾,沿街敲鑼打鼓,大呼口號,想要向政府討回公道。遊行隊伍還沒抵達長官公署前,突然槍聲大作,隊伍中有人立刻中彈倒下。
這下子,警民的衝突越演越烈,終於一發不可收拾,而且逐漸蔓延開來。各地方從1945年「光復」以來,對於官方長期累積的不滿,因為這個事件而爆發開來。
當時廣播電台,紛紛呼籲:「中南部的同胞們,立刻響應台北市民,起來打倒貪官污吏!」
3月2日,事件終於延燒到了陳澄波的故鄉,嘉義。
當時,嘉義的年輕人很快地組織了起來,要求政治改革,甚至用廣播募集志願軍,並且包圍警局、官舍。包括嘉義市市長在內的許多官員、警員,還有其他外省籍人士,見到這個狀況,開始紛紛走避,最後躲到了有軍隊駐守的嘉義水上機場。軍民就在機場之外展開對峙。
3月5號,有幾架飛機經過機場上空,空投了武器和糧食。得到支援的官方軍隊,因此開始展開反攻。他們衝出了機場,和市民展開了巷戰。在這場惡戰之中,有許多人因此而喪生。
嘉義的廣播電台見狀,緊急向全島各地求援。許多人聽到了廣播,開始從台南、雲林、彰化、台中,湧向嘉義,他們有許多是年輕力壯的學生。
除此之外,還有幾十名來自山地的鄒族人,也加入民眾的行列。這群原住民青年,是收到嘉義市民的請求,而下山幫忙,除了維持嘉義市區的秩序,也協助圍 堵機場。在日本時代受過戰鬥訓練的他們,發揮了強大的作用,逼的官方軍隊節節敗退,甚至必須在撤退之際,焚燒自己軍營的物資,以免落入對方手中。
就這樣,雙方又一次僵持在水上機場外。
嘉義人包圍了機場,切斷了水電。但同一時間,和談的行動也在展開。認為雙方衝突即將結束的鄒族部隊,因此先行撤退。
到了3月11日,嘉義市民派了十二個人,作為談判代表,當時身為嘉義市參議員的陳澄波,也是其中之一。
就在這群和平大使進入機場的同時,機場外的民眾也逐漸撤離。
只是沒想到,這場和談的結果,竟然和預想的完全不同。
當陳澄波等人進入機場之後,迎接他們的並不是善意。相反地,他們一踏入軍方的領域,立刻就遭到逮捕,雙手被用鐵絲網緊緊綑綁。
原來,就在民眾撤離水上機場之際,當時在高雄的軍隊,已經漸漸掌控了當地情勢,開始北上支援。換句話說,政府軍隊已經擁有了絕對的優勢展開反攻。因此,在大軍集結之後,政府就對嘉義展開了鎮壓。很快地,嘉義市區進入了戒嚴的狀態。
幾天之後,陳澄波等人由警察和士兵押解著遊街,先是經過嘉義噴水池,然後被載送到火車站前,最後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槍斃示眾。
陳澄波的二女兒人在當場。她拉著一個士兵的褲腳,哭喊著說:「這是我父親,他是好人,你們要探聽清楚,探聽明白才能槍決。」但她被士兵一腳踢開。
陳澄波筆下最美麗的嘉義街頭,就這樣變成了染血的刑場。
二二八事件之後,陳澄波成了禁忌。在接下來的三十年內,台灣的報章雜誌上絕少提到他的名字、他的事蹟,還有他那揚名國際的畫作。
陳澄波的好友,同是畫家的劉新祿,因為受到此事極大的衝擊,很長一段時間,再也無法提筆創作。
一直到1979年,雄獅美術月刊社才第一次舉辦了以陳澄波作品為主題的畫展。即便如此,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報導或研究,對於他的死因,不是輕描淡寫, 就是絕口不提。甚至有一篇介紹文字強調,他在1945年之後「全心全意加入歸回祖國後重建的行列……成為本省畫家第一位國民黨黨員,從此他忠黨愛國,一直 到生命的終結而此心不移。」
三十年說長不長,但是也剛好就是一個世代。曾經有一個世代的台灣,就這樣遺忘了一位最傑出的本土畫家。
而陳澄波,不過是消失於那場災難之中,許許多多菁英中的一人。
終於這一切過去了,終於我們活在了一個可以自由談論陳澄波的時代,終於有越來越多人知道嘉義曾經出現這樣一位傑出的藝術家,終於我們對於這些過往,不需要遮遮掩掩,不需要心懷恐懼。我們可以記得他們,記得陳澄波,還有那些平白消失在歷史的人們。
所以我們要一直記得。
後記:2014年2月24日,中央社報導,「二二八事件沒有元凶」、「日本才是二二八事件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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