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祥：我想，這就是典範！──記一位客觀但不中立的媒體人
2月16日，天氣晴，陽光退去了台北一連幾天的陰霾，照在自由廣場的牌樓上，很是美麗。那天是資深記者楊汝椿生日的前一天，也是他的紀念追思會。
和汝椿認識是在1994年的自立事件，那年的9月1日是颱風天，台灣記者第一次走上街頭，對抗財團控制媒體，要求編輯室新聞自主。沒多久，參與遊行的朋友分別成立了「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和「傳播學生鬥陣」，也是和汝椿相識的開始。在那之後，我們是有時是並肩作戰的戰友，有時我是他的採訪對象，他和許多人都有類似的雙重關係，因為他是記者，也是社會運動者。
2012年9月1日，「反媒體壟斷大遊行」上萬群眾走上街頭，18年後，台灣記者再度透過集體力量抗拒財團控制媒體。相較於1994年9月1日的遊行，雖然媒體的環境沒有更好，但參加的人數卻將近20倍，成功地阻止了旺中與中嘉的併購案。
兩次遊行都參加，並站在第一線的楊汝椿曾說，台灣媒體工作者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低落的新聞專業素養極需提升和資本控制的媒體結構亟待突破。汝椿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媒體的問題，他認為，專業素養的解決之道在於新聞工作者的自我學習與媒體自身建立的專業養成制度，至於媒體資本結構的問題，唯有記者先確立勞動者的主體意識，團結媒體內部相對弱勢的受僱工人，才可能齊力達到某種程度翻轉或改革。
簡單說，記者是工人，工人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楊汝椿不只從事媒體改革，也參與勞工運動，他不只是記者，也很早就體認到記者是個不折不扣的勞工。當關廠工人埋鍋造飯，對抗不義的資方與政府時，他連續幾天在現場守夜，鬥陣相挺。1992年，好友謝英士遭到羞辱而辭職，他挺身而出要求聯合晚報編採決策民主化、人事獎懲公開化，汝椿恐怕是台灣第一位在職場裡公開主張內部新聞新聞自由的記者；1994年，爆發「自立事件」，他和多位媒體工作者發起「901為新聞自主而走大遊行」，提出內部新聞自由、編輯室公約等主張，隔年成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他擔任第二任會長。2012年的「旺中事件」，汝椿再度走上街頭對抗財團，爭取新聞自主，幾個月後，傳出王文淵、蔡衍明、辜仲諒等人將入主壹傳媒的消息，此時，他積極促成壹週刊工會的成立，也催生了壹傳媒四大工會。
沒有勞動權，就不會有專業自主權，楊汝椿很清楚知道，只有媒體內部民主，才有真正的專業自主與言論自由。
也許有人質疑，一個專業的記者，同時也是社會運動，這樣的「雙重身份」難道不會相互衝突？
許多人假設記者是個沒有太多情感的中立者，並且以為，記者的立場會影響新聞的判斷與書寫。然而，如果你是個「客觀但不中立」的記者，未必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謂的「客觀」並不只是「兩面並陳」，更重要的是探究真相的方法，也就是記者在採訪、調查時，必須冷靜、詳實、精確地找到事情的真相，就好比作研究，必須秉持著科學方法，不干預事件發展，追根究底地找到答案。
媒體可以客觀，但不會是中立的，因為他必須站在權力者的對立面，這就是立場，就不中立。並且只要是人，只要是組織，就會有自己的觀點與價值，就好比媒體的社論就是媒體的立場，只要一下筆，就會有自己的觀點。但重要的是，不能因自己的立場扭曲了事實的探尋與呈現，也不能限制相反立場者發言。
楊汝椿參與勞工運動、媒改運動，監督權力者，這就是他的立場，但他仍用他的筆客觀且精確地描述貪官污吏貪贓枉法的細節，剖開政商惡霸的偽善面具，揭露隱藏其後的暗黑勢力。他踢爆了政府如何透過置入性行銷操控媒體、地方政客炒作地皮獲取暴利、慈善團體侵吞善款、國防部長抄襲論文、立法委員搖頭派對。他得罪朋友、六親不認，當媒體在公共事務逐漸無能，或無力、不願對抗權力者時，他仍堅持記者最起碼的本份，手持客觀的筆，站在權力者的對立面。這就是扒糞精神，而記者的天職就是要扒糞！
面對龐大的工作壓力，汝椿也有軟弱的時候，他多次到教會尋求力量，好朋友徐瑞希曾跟他說：「記者不迎合權勢、努力為人民把關而揭弊，是符合上帝的公義，就算教會不聯絡你去，上帝還是會罩你的。」上帝到底有沒有罩汝椿？或許沒有人知道，但他確實行走在公義的路上，對抗權勢，一直到死去的那一刻。
也因為這樣，汝椿的離去讓很多人不捨，那天在自由廣場，上百位朋友感念他為社會所作的一切，當天，也是他生日的前一天，朋友們在他微笑的遺照前，點著蠟燭，強忍淚水，唱起生日快樂歌，祝汝椿生日快樂，祝福他的家人，也謝謝汝椿為我們帶來的祝福。
問過一些朋友，台灣有沒有那位記者過逝後，有這麼多人舉辦追思會，相聚感念，幾位資深的媒體朋友都說：只有楊汝椿吧！
我想，這就是典範！
2月16日，天氣晴，陽光退去了台北一連幾天的陰霾，照在自由廣場的牌樓上，很是美麗。那天是資深記者楊汝椿生日的前一天，也是他的紀念追思會。
和汝椿認識是在1994年的自立事件，那年的9月1日是颱風天，台灣記者第一次走上街頭，對抗財團控制媒體，要求編輯室新聞自主。沒多久，參與遊行的朋友分別成立了「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和「傳播學生鬥陣」，也是和汝椿相識的開始。在那之後，我們是有時是並肩作戰的戰友，有時我是他的採訪對象，他和許多人都有類似的雙重關係，因為他是記者，也是社會運動者。
2012年9月1日，「反媒體壟斷大遊行」上萬群眾走上街頭，18年後，台灣記者再度透過集體力量抗拒財團控制媒體。相較於1994年9月1日的遊行，雖然媒體的環境沒有更好，但參加的人數卻將近20倍，成功地阻止了旺中與中嘉的併購案。
兩次遊行都參加，並站在第一線的楊汝椿曾說，台灣媒體工作者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低落的新聞專業素養極需提升和資本控制的媒體結構亟待突破。汝椿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媒體的問題，他認為，專業素養的解決之道在於新聞工作者的自我學習與媒體自身建立的專業養成制度，至於媒體資本結構的問題，唯有記者先確立勞動者的主體意識，團結媒體內部相對弱勢的受僱工人，才可能齊力達到某種程度翻轉或改革。
簡單說，記者是工人，工人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楊汝椿不只從事媒體改革，也參與勞工運動，他不只是記者，也很早就體認到記者是個不折不扣的勞工。當關廠工人埋鍋造飯，對抗不義的資方與政府時，他連續幾天在現場守夜，鬥陣相挺。1992年，好友謝英士遭到羞辱而辭職，他挺身而出要求聯合晚報編採決策民主化、人事獎懲公開化，汝椿恐怕是台灣第一位在職場裡公開主張內部新聞新聞自由的記者；1994年，爆發「自立事件」，他和多位媒體工作者發起「901為新聞自主而走大遊行」，提出內部新聞自由、編輯室公約等主張，隔年成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他擔任第二任會長。2012年的「旺中事件」，汝椿再度走上街頭對抗財團，爭取新聞自主，幾個月後，傳出王文淵、蔡衍明、辜仲諒等人將入主壹傳媒的消息，此時，他積極促成壹週刊工會的成立，也催生了壹傳媒四大工會。
沒有勞動權，就不會有專業自主權，楊汝椿很清楚知道，只有媒體內部民主，才有真正的專業自主與言論自由。
也許有人質疑，一個專業的記者，同時也是社會運動，這樣的「雙重身份」難道不會相互衝突？
許多人假設記者是個沒有太多情感的中立者，並且以為，記者的立場會影響新聞的判斷與書寫。然而，如果你是個「客觀但不中立」的記者，未必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謂的「客觀」並不只是「兩面並陳」，更重要的是探究真相的方法，也就是記者在採訪、調查時，必須冷靜、詳實、精確地找到事情的真相，就好比作研究，必須秉持著科學方法，不干預事件發展，追根究底地找到答案。
媒體可以客觀，但不會是中立的，因為他必須站在權力者的對立面，這就是立場，就不中立。並且只要是人，只要是組織，就會有自己的觀點與價值，就好比媒體的社論就是媒體的立場，只要一下筆，就會有自己的觀點。但重要的是，不能因自己的立場扭曲了事實的探尋與呈現，也不能限制相反立場者發言。
楊汝椿參與勞工運動、媒改運動，監督權力者，這就是他的立場，但他仍用他的筆客觀且精確地描述貪官污吏貪贓枉法的細節，剖開政商惡霸的偽善面具，揭露隱藏其後的暗黑勢力。他踢爆了政府如何透過置入性行銷操控媒體、地方政客炒作地皮獲取暴利、慈善團體侵吞善款、國防部長抄襲論文、立法委員搖頭派對。他得罪朋友、六親不認，當媒體在公共事務逐漸無能，或無力、不願對抗權力者時，他仍堅持記者最起碼的本份，手持客觀的筆，站在權力者的對立面。這就是扒糞精神，而記者的天職就是要扒糞！
面對龐大的工作壓力，汝椿也有軟弱的時候，他多次到教會尋求力量，好朋友徐瑞希曾跟他說：「記者不迎合權勢、努力為人民把關而揭弊，是符合上帝的公義，就算教會不聯絡你去，上帝還是會罩你的。」上帝到底有沒有罩汝椿？或許沒有人知道，但他確實行走在公義的路上，對抗權勢，一直到死去的那一刻。
也因為這樣，汝椿的離去讓很多人不捨，那天在自由廣場，上百位朋友感念他為社會所作的一切，當天，也是他生日的前一天，朋友們在他微笑的遺照前，點著蠟燭，強忍淚水，唱起生日快樂歌，祝汝椿生日快樂，祝福他的家人，也謝謝汝椿為我們帶來的祝福。
問過一些朋友，台灣有沒有那位記者過逝後，有這麼多人舉辦追思會，相聚感念，幾位資深的媒體朋友都說：只有楊汝椿吧！
我想，這就是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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